野见闻杂记，而“南陔”是王案的号。本文也参考了这段史料逸闻，并将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事件放到了熙宁七年。《程史》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描述不详，仅说是“神宗朝”。若按照其他史料，则这段典故的发生时间有矛盾之处——王案出生于元丰元年（公元1078年），他五岁时为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年），其父亲王韶于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被贬出东京，且于元丰四年（公元1081年）去世。如果王案生年记载正确的话，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

按照另一种说法，若王案的生年是熙宁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到熙宁三年之间，则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就很可能真实发生过，而发生时间只能是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（公元1074-1076年）之间，这段时间王韶在东京任职。

这个案子震撼到我的，除了宋朝人贩子的猖狂，还有宋朝神童的聪慧。这样的奇事真的是五岁的孩子干得出来的？

《大宋悬疑录》系列刚动笔的时候，我家的小皮猴还在妈妈肚子里，如今《貔貅刑》出版在即，小皮猴已经五岁，和当年的王案一样大，带他外出游玩时，我得用一大半精力防着他自己跑丢，并给他配备了防丢定位神器。

我把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的故事讲给小皮猴听，他的听后感是：“如果我被人拐走了，就把定位器粘在人贩子身上，带警察叔叔去抓他。”我问他：“被人贩子抓走了你怎么跑出来？”他对此十分疑惑：“人贩子看娃比爸爸还厉害吗？”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，毕竟是我千叮万嘱告诫他不能乱跑，否则很容易跑丢。很显然，他对自己在大人的看管下跑丢的本事十分自信。

这让我愈发觉得“十三郎五岁朝天”不够真实，倒不是我不信世上有如此聪慧的神童，而是我不信世上能有如此从容不迫的父亲。我和家人带孩子外出时，一刻都不敢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，我家小皮猴仅有的两次跑丢的经历，都是在自家小区内玩闹时发生的，立刻惹得全家出动，十分钟内把他寻了回来。我根本不敢想象如果他是在某个人山人海的景区跑丢，作为父亲会着急成什么样子。然而《程史》中却记载：“襄敏（王韶谥号）讶其反之亟，问知其为南陔也，曰：‘他子当遂访，若吾十三，必能自归。’怡然不复求。”

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父亲会有的反应，即便王韶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帅臣，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聪明神异，也不可能在丢了儿子后如此镇定。我只能将这段描述，当作《程史》为了体现王韶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而做的文学加工，并在本文中，把王韶得知儿子丢失而没有报官的行为，解释为他深思熟虑后所行的权宜之计，在他人面前强装镇定，私下却派人在全城搜寻。

本文中的“雪柳烧伤案”亦有原型。宋朝的社会制度相比前朝有很大进步，奴婢已经不被当作牲畜一样对待，但其人权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。关于买卖奴婢妾侍的纠纷，《宋史·王安礼传》中讲述过这么一段故事：

宗室令腓以数十万钱买妾，久而斥归之，诉府督元直。安礼视妾，既火败其面矣，即奏言：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，以姿首也，今炙败之，则不复可鬻，此与炮烙之刑何异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，以为戒。诏从之，仍夺令腓俸。

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，他在权知开封府任上时，曾碰上这样一桩荒唐案子：一名宗室花费数十万钱买了个妾，后来又把妾赶回去，并且向官府上诉，要求追回买妾的花费。王安礼见妾侍的脸被火灼伤，就上奏说，这名妾侍之所以值数十万，就是因为姿色出众，现在被烫伤毁容，无法再卖，跟炮烙有什么区别？不仅不能答应其非分要求，还应该严加惩戒。皇帝听从了他的上奏，并夺了该宗室的俸禄。这桩案子也反映出当时奴婢的“商品属性”或者“财产属性”。

这位宗室葛朗台式的作为让人啼笑皆非，但从侧面也说明宋朝已经有了类似三包的交易保障条例，但这名宗室的诉求，就算是当今奉行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的各大电商平台都接受不了。我之所以把它写进《貔貅刑》，并非为了凸显这位身份高贵的宗室所做的荒唐事，而是为了那位被烫伤的姬妾。

这桩案子原告是买方，被告是卖方，官府断案的基本准绳是商品价值在退货期受到损毁……本案从头至尾，事事都和那美姬相关，又事事都和她无关。所以我忍不住会想，这名受人摆布的美姬，在整个事件中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挣扎？她是否有心中所爱的人？她是否也是别人求而不得的白月光？

我终究是同情这位女子的，不忍放任她在命运中沉沦，给了她在绝境中反戈一击的机会（她破釜沉舟的反击，也可能出于我的强行干涉）。《貔貅刑》中另外一名婢女飞荷的命运，才是我顺其自然的结果——她的死亡虽有人在意，却无人负责。

宋仁宗年间，宰相陈执中家中一个月连死三名婢女，立马受到殿中侍御史赵拉的弹劾：“凡一月之内，残忍事发者三名，前后幽冤，闻固不少。”仁宗久拖不决，还为陈执中遮掩，引起众多官员的强烈抗议，要求严查此案。后证人供述三名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