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刘秀才压下怒火，饶了他一命，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，远远打发他。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，路上就病死了。

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，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，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。尹敏对刘秀说，谶语俚俗，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，怕是贻误后人。刘秀不听。后来，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：

君无口，为汉辅。 14

“君”字没有下边的口，就是“尹”字，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，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。刘秀就招他来问。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，说：我发现啊，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，所以我也加了这句，万一您信了，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？

刘秀听了，被堵得哭笑不得，没有怪罪他，但心里老大不高兴。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。王莽按照符命“定帝德，都洛阳” ，一度要迁都洛阳，但始终没有成行。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，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。

犹如符命是新朝的“基本法”，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。刘秀去世前夕，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，并严禁后人篡改，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。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，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，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。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，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。

礼乐，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。

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。王莽青年时虽落魄，但身份地位并不低，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，起于下层。因此，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，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，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，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。但祭祀、宗庙、学校等礼乐制度，他认为必备，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。

比如封禅。建武中元元年，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，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，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。张纯是何许人也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！在张纯的安排下，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，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、辟雍、灵台。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。

比如宗庙。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“为人后”之义，为了接续西汉，获得合法性，根据张纯的建议，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、汉宣帝为祖，在洛阳太庙祭祀宣、元二帝，不祭祀亲生父祖；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、哀、平诸帝；只在故乡舂陵 15 祭祀亲祖。若王莽在世，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。王莽曾给汉宣帝、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，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“中宗”庙号，予以沿用。

比如郊祀。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，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，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，以汉高帝配天、吕后配地的制度。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。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，刘秀最初主张尧，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。此时，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，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，被刘秀采纳。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，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。

经学，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。

东汉建立不久，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“王官学”，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，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，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。但是，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。王莽、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，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，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，两者偶有冲突，大体和谐，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“集大成”的构建。

除了上述三个新局，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，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。例如，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，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，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，当然，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，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，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，还是后话。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、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，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，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16 。

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，王莽一直标榜简朴，也要求别人简朴，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，修筑九庙极尽奢侈。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，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，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。

总而言之，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。儒家抛弃了西汉，葬送了新朝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。

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，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。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，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“白水真人”的铜币感慨万分，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，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。当然，王莽的钱铸造精美，在民间仍然流通，甚至流通到东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