惧天命，自省而行道；另一方面，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：不是尧舜的道不对，是桀纣无德，不是复古没用，是没有真正复古。所以，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。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，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、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，形势不同。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，是因为没有养士，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。

皇帝听了这些话，并不满意，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：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，是想故意迷惑朕吗？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！

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，并说了一句话：

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 24

这就是所谓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其实，“罢黜百家”是东汉班固总结的，“独尊儒术”也是后人总结的，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。

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，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，设立“五经博士”以抬举儒学，目的是“广道术 ”，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。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——封禅泰山、开疆拓土、讨伐匈奴、抑制诸侯等等，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，要“五湖四海”，只用儒家怎么行呢？至于天人感应、君主要行道的话，刘彻听了只会不快。

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：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？

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《汉书》中，但名声为“天人三策”所掩。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，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，随即提出“治民八本”，拐到了刑名之术，落脚在“赏罚分明”上，也就是法家推崇的“法”；又提出“治本四要”，也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术”，落脚在法家推崇的“术”上，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“势”，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“法、术、势”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，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？

奏对结束，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。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，给江都王当王国相。公孙弘则被留下，成为太常博士。从俸禄看，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，是提拔了；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。

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，但用法不同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，所以留在身边；而董仲舒，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，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，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。

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：一人在外，一人在内；一人在皇宫，一人在王廷，声气相通，勉力合作，振奋儒学，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，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。

5董仲舒之惑（三）

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，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，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。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，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，所以，刘彻的时代并没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《春秋》，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。他和公孙弘相似，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、贫困潦倒的经历。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，年龄想必也不小了。

董仲舒、公孙弘、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，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。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，以儒学平决政事；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；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，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。

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。江都是吴国故地，离皇帝太远，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，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，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，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。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，他仍然恃帝兄之威，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。

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，用意很明显了，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，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，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，扶摇直上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庆幸的是，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，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，搞“天气预报”很有一套，求雨止雨，无不灵验。

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，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，就是后来的左冯翊，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。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，分量可是完全不同。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，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，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，向刘彻力谏，刘彻根本不听。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，因为公孙弘为人“谈笑多闻 ”，也就是诙谐博学，很容易相处，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，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，到了刘彻面前，他察言观色，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。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“不忠”。

“不忠”，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就是佞臣的意思了。但是，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，他向刘彻表达心迹，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：